文章来源:向日葵儿童 作者:向日葵儿童 责任编辑:zhengty 时间:2026-01-08
20年前,11岁的边哥几经辗转,被诊断为恶性肿瘤,多家医院的医生都建议家人“放弃治疗,让孩子高高兴兴过完最后的日子”。然而,今天的他不仅健康地活着,更成为了一名手法娴熟、自信快乐的咖啡师。这段从绝望深渊到重获新生的旅程,充满了曲折、信念、永不放弃的爱,以及医学判断之外的奇迹。
以下是边哥妈妈亲述的动人故事。
2005年初,武汉的冬天似乎格外寒冷。边哥一家平静的生活被孩子身上悄然发生的变化打破了。曾经调皮捣蛋、成绩优异、常考满分的11岁男孩,突然变得异常安静。寒假里,他不再跑出去玩,只是窝在家里看电视。新学期开学,边哥更是像换了个人:作业写得又慢又差,上课总走神,语文考试竟然作文一个字没写。最让父母忧心的是,他的右侧手脚开始显得不灵活,动作迟缓,像老人中风后的偏瘫。
“我们当时根本没往坏处想,以为他不认真学习,或者和同学打闹受伤了。”妈妈回忆道。老师也找她谈话,反映孩子状态下滑严重。这种变化持续了几个月,直到4月的一天早上,边哥突然剧烈呕吐了一次。夫妻俩以为孩子是吃坏了肚子或感冒,但手脚问题的日益明显,让他们决定带孩子去知名的当地儿童医院看一看。
在医院神经外科和神经内科辗转检查后,医生严肃的结论如同晴天霹雳:“孩子脑子里可能长东西了。”随后转诊到另一家顶尖综合医院,那里的神经内科专家初步诊断为“囊肿”,开始了一个月的消炎针、营养脑神经药物和激素(地塞米松)治疗。然而,治疗非但无效,边哥还被激素催成了小胖子,症状反而加重——呕吐频繁,昏睡增多,肢体更不灵活。
看到孩子的病情进展,他们带着病历又跑了当地多家知名医院,甚至咨询了北京来巡诊的专家。结论却更加残酷:权威专家们一致认为是“胶质瘤”,一种像韭菜一样,割了还会长的恶性脑瘤。
“医生的话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妈妈的声音带着哽咽,“他们说,胶质瘤就是绝症,没得治。如果想治,准备5万块(当时是巨款),做好人财两空的准备。最好的结果也是瘫痪在床,而且瘤子还会长……不如趁孩子现在能吃能喝能玩,带回家让他高高兴兴地过一段,别治了。”
抱着被医院“判了死刑”、被建议“自生自灭”的孩子回家,夫妻俩的世界崩塌了。夜晚的泪水浸透了枕头,无助和绝望笼罩着这个家。“每天晚上都在哭,不知道怎么办。”然而,深埋心底的信念从未熄灭:“我不相信这么乖巧可爱的孩子,命运会这么残酷。我要救他!”
即使带着“绝症”诊断回家,夫妻俩也没有放弃孩子,他们坚信锻炼能延缓肢体恶化。每天,父亲带着边哥出去跑步,强迫他锻炼不灵活的右手右脚——单脚跳、甩手。这些看似简单的动作,后来被证明是维持他肢体功能的关键。
命运的转折点,出现在一家人濒临绝望之时。孩子的小姨无意中带回家一张包皮鞋的《长江日报》。报纸上,一个整版报道吸引了妈妈的注意:当地一家医院新引进了一位从广州来的神经外科专家——孙教授,并详细介绍了孙教授的专长和成就。
“只要有一丝路可走,我们就要去尝试!”张女士像抓住了救命稻草,第二天就带着孩子找到了孙教授。
孙教授仔细看了所有的片子,观察了边哥的症状,甚至检查了他的生殖器(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个关键细节),然后,他给出了截然不同的判断:“根据我的经验,不认为他得的是胶质瘤。我高度怀疑是生殖细胞瘤。如果是的话,通过放化疗,是可以治愈的!”
“生殖细胞瘤”和“很有希望治好”这几个字,像黑暗中的一束光,瞬间点燃了夫妇俩几乎熄灭的期盼。孙教授解释到,生殖细胞瘤对放射线极其敏感。他建议做一个“诊断性放疗”:用很小剂量的放射线对准瘤子照射几次,如果瘤子缩小了,就能确诊是生殖细胞瘤,就可以按此做方案去治疗。
孙教授推荐他们去当地的肿瘤治疗中心做放疗,并留下了一句让他们铭记终生的话:“你先去试试看,如果没效果,你再过来找我。”
没想到,在当地的肿瘤治疗中心,医生坚决否定了孙教授的判断,坚持认为是胶质瘤,并直接安排了一个月的正式放疗方案,甚至在孩子头上做好了定位标记,预收了一部分治疗费用。术前谈话时,妈妈问起放疗对孩子未来生存质量的影响,医生的回答让她如坠冰窟:“能把命保住就不错了,你还考虑生存质量?”
“那一刻,我彻底不信任这个医生了。”妈妈回忆道,“我的愿望是孩子活着,并且像正常孩子一样活着!”当晚,她辗转难眠,内心充满了恐惧。孩子爸爸当时因事不在医院,她在电话中坚定地说:“明天一早来接我们,咱们不在这里治了!”
第二天,他们几乎是“逃离”了这家医院,没有办理任何手续。站在盛夏午后的街头,抱着昏昏欲睡、不时呕吐的孩子,夫妻俩茫然无措,不知该去向何方,巨大的无助感几乎将他们吞噬。最终,他们只能先带孩子回了家。
回家后的日子更加煎熬。孩子的状态每况愈下,呕吐频繁,昏睡时间更长。更让妈妈心碎的是,孩子躺在床上虚弱地问:“妈妈,我是不是快要死了?”这句话像刀子一样扎在父母心上。
走投无路之际,妈妈再次想起了孙教授那句温暖的承诺:“不行,你再回头找我。”这成了他们最后的希望。
夫妻俩再次找到孙教授,说明了情况。孙教授理解他们的处境,毫不犹豫地推荐他们去他曾经工作的广东医院,并亲自联系了该院神经外科的蔡主任。蔡主任在电话里只简单而有力地说了一句:“孙主任叫你们过来,你们就过来,我随时在。”
这句话给了一家人巨大的力量。他们立刻启程前往广州。蔡主任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并完全认同孙教授的判断。当天晚上,蔡主任就加班为边哥安排了第一次诊断性放疗(小剂量)。连续做了三次后,第三天晚上,蔡主任又特意加班安排孩子做磁共振复查。
“等待结果的那段时间,感觉像过了一个世纪。”妈妈回忆道。晚上七八点钟,结果终于出来了:原本鸡蛋大小的肿瘤,经过三次小剂量放疗,已经缩小到只有大拇指指甲盖那么大了!“孙主任的判断是对的!”蔡主任宣布,边哥确诊为生殖细胞瘤!
然而,新的挑战出现:磁共振显示鞍区也有轻微扩散迹象。蔡主任建议必须做“全脑全脊髓预防性放疗”,以杜绝后患。这比单纯局部放疗范围大得多,远期可能影响身高和智力发育。
妈妈犹豫了,谁不希望孩子长得更高更聪明?蔡主任再次用坚定而智慧的话点醒了他们:“跟挽救生命的重要性比起来,这点伤害算不了什么。”出于对蔡主任的绝对信任,他们同意了方案。当晚,医护人员就加班为孩子画好了放疗定位线。
正式治疗开始了。放疗反应剧烈,边哥呕吐不止。但正如医生所说,这是必经之路。整个放疗计划26次,历时约一个月(周一至周五治疗,周末休息)。好在孩子的身体素质不错,白细胞从未低到需要中断治疗的程度,治疗过程相对顺利。张女士在治疗期间也毫不松懈:每天下午请人为孩子按摩不灵活的右侧肢体;晚饭后,要求他在医院空地上用右脚单脚跳十个来回,用右手甩小哑铃直到力竭。“我不想他仅仅活着,我要他好好地活着,像正常人一样活着!”
2005年9月治疗结束时,肿瘤标志物已基本正常。那个曾经被判“死刑”的孩子,肉眼可见地恢复了活力。出院时,张女士问蔡主任日后需要注意什么,蔡主任的回答只有四个字,却重若千钧:“一切如常。”
带着这四个字和满心的感恩,一家人回到了老家。然而,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苦难的终结,康复之路漫长而艰辛。身体的恢复是首要任务。
妈妈深信营养是康复的基石。她买来最好的榨汁机,五年如一日,无论刮风下雨,每天上午十点多和下午三点多,必定准时出现在边哥的教室外,递上两杯精心榨取的新鲜果汁。风雨无阻,用坏了两个榨汁机。
同时,功能训练刻不容缓。为了让边哥锻炼右手协调能力和持续刺激大脑,他们根据孩子的兴趣,送他去文化馆学画画,还专门请了钢琴老师教他弹琴。父亲则每天坚持带他跑步,持续锻炼右侧肢体。这些日复一日的坚持,都是对“一切如常”最有力的践行。
边哥休学半年后复学,直接上了五年级。面对新班主任的顾虑(怕影响班级成绩),张女士特意登门拜访,坦诚沟通,恳切地说:不期望孩子成绩多好,只希望他能像正常孩子一样上学、有同学、过校园生活。“别的孩子考100分,他考60分我们就很满足。”这位善良的班主任后来对边哥格外关照,即使他只考二三十分,也会号召全班同学为他鼓掌加油。体育课上,班长会主动拉起初时因自卑不敢参与的边哥一起活动,帮助他慢慢融入。
然而,疾病的阴影并未完全散去。边哥曾多次在睡前问妈妈:“为什么我要生这个病?我要是不生病多好。”为了治愈孩子和父母的心理创伤,从他五年级开始,每个寒暑假,全家都会外出旅游。“桂林山水甲天下?好,我们就去桂林!”妈妈说,“看世界,让我们明白眼前的困难不算什么,对孩子和我们都是治愈。”
同时,妈妈也经历了自身的心理调适。最初,她害怕邻居知道孩子的病,对儿子无法像姐姐(边哥有个双胞胎姐姐)一样“优秀”感到失落。一位闺蜜的话点醒了她:“每个人生命的状态不一样。你当初最大的愿望不就是他活着吗?他现在不仅活着,还能像正常孩子一样上学,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最后,妈妈花了三年时间,才真正走出阴影,完全接纳了孩子独特的生命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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