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护士的好拍档:他们治病,我们走心

文章来源:向日葵儿童 作者:温暖的 责任编辑:chenl 时间:2020-11-01



在医院里,除了救死扶伤的医生、护士,还有一个群体——医务社工。在医务人员救治不到的地方,他们用专业和爱,抚慰患者的心灵。

相比于外国,在我国,社会工作者是个小众的职业,而医务社工就更不为人所熟知。或许你曾在医院见过他们,但很容易被误解为是志愿者,甚至是推销。

他们都能为住院患者做什么,他们的工作仅仅是聊天玩游戏这么简单吗?我们带来6位在医院病房里的一线社工故事,用他们的切身经历,向大家展现社会工作者的欣慰与感动。


图1


隔着氧气面罩


她说谢谢我的照护



顾丽琪进行病房探访(图2)


顾丽琪是云南省肿瘤医院乳腺外一科的一名医务社工。四年时间里,她见过很多患人在病房里来了又走,印象最深刻的还是刚工作不久的一位重症患者。


这位患者是乳腺癌晚期,家属表达了希望能让患者在医院里去世的期望,能够减少末期的痛苦,自愿放弃抢救,并签署了同意书。


对于丽琪来说,这是自己第一次要眼睁睁看着一个生命即将离开。


她跟着护士每天去病房探望,进一次病房,就要经历一次悲伤。因为是第一次面对,她很害怕说出来的话刺激到患者。


到了周五,心想要下周才能见到,或许再也见不到了,就在下班前再一次进到病房。


进去的时候,患者的老伴在拉着她的手哭泣。虽然是氧气面罩罩着,难以说话,但患者还是艰难地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这段时间的照护。


听到这里,丽琪转身就往外走,眼泪抑制不住地往下流。当天晚上,这位病人安详地走了。


在后来的工作中,再次面对病重患者,丽琪不再恐惧。


恐惧其实来源于自己的内心,她总怕说错话,不知道患者是否清楚自己现在的处境,是抱有很大期望,还是明白只可以缓解,不可以治好了。


其实患者本身会有感知,在那个时候也会变得敏感,知道自己的情况。


丽琪说,很多时候,不是我们要去帮助患者什么,而是患者在教会我们成长。


那个小男孩问我:


今天是不是最美好的一天啊?


8年前,季颖大一,是社会工作专业的新生。四年本科下来,她进入机构,成为了全班毕业为数不多的全职社工。


1年前,她所在的乐仁乐助社会创新机构和爱佑慈善基金会合作,在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血液科,落地开展医务社工的服务项目。


于是,她和另一位伙伴在2019年的儿童节在苏州开始了医务社工之旅。



坐落在医院的爱佑银城童馨小屋(图3)


社会工作者所从事的服务方向细分还是比较明确的,从社会组织培育服务到医务社工,尽管时间不算太长,季颖仍然收获了很多。


同国内所有的一线社工一样,她也常常被问到:“你是医院的志愿者吧?”“医务社工到底干嘛的?”不过,她也发现这样的情况在慢慢改善。


比如护士长非常热心地帮助她们与患儿家长之间进行沟通,一开始,会带着季颖对家长们说:“这是我们医院新来的医务社工。国外社工很普遍的,我们现在也和国际接轨啦。”


护士长的这番话,让季颖觉得自己是一个被需要的角色,虽未开始,但信心满满。


季颖遇到过一个3岁的小男孩,初见面时害羞地躲在妈妈身后,他被口罩包裹得严严实实,徘徊在游戏室门口却不敢进来。


季颖问他为什么皱着眉头,他怯生生地不敢说话。


疾病本身的疼痛、化疗药给身体带来的不适、对陌生医院的害怕和恐惧,都让孩子的心灵更加脆弱。而看到孩子的各种检查和治疗,妈妈也不忍面对。


在医院里的童馨小屋,季颖经常带着住院的患儿开展游戏和读绘本。渐渐的,当初害羞的小男孩慢慢开始和别人熟悉起来,开始和别的小朋友一起玩。


有一天小男孩见到了季颖,问道:“今天是最美好的一天吗?”


她突然发现,经过这些天的相处,当初那个胆怯的小朋友长大了。自己为孩子们的付出,在一点一滴改变着他们,生命的温暖之处不就在于此吗?



季颖带领孩子们进行活动(图4)


是孩子们的天使


也是家长们的心灵粘合剂


李孟燃是向日葵儿童的全职医务社工,在她所在的昆明市儿童医院,这里的小朋友们都亲切地叫她“西瓜姐姐”。


在他们眼中,西瓜姐姐总是面带笑容,带他们做好玩的游戏和有趣的手工。而对于患儿家长们来说,孟燃更是他们情绪崩溃时的一剂强心针。



昔日的小患者穿着志愿者马甲与孟燃合影(图5)


孟燃经常面对来自西南边陲农村地区的患儿家庭,家长的文化水平大多是初中和小学,对于疾病的疗法,先进的药物知识等,消化起来比较吃力。


他们着急、焦虑,骂自己笨,骂自己没用。甚至因为孩子生病,怀疑自己是不是做了什么错事,惹到了某位菩萨,陷入无尽的反悔与自责之中,也可能被老家人指指点点,说些风凉话。


在很多病患儿家庭,爸爸需要继续工作积攒治疗费用,妈妈则辞去工作 24 小时在医院全职陪护。


打针、吃药、洗护、喂食,她们时常一夜一夜无法睡觉,一丁点呼吸加重和手脚翻动,就会惊扰到妈妈们脆弱的神经。


倾听,是孟燃第一件要做的事情。


孩子今天的检查结果、血象问题、饮食状态、情绪感受,家长们太需要一个可以说话的地方。


孟燃会从情感上给予安慰与回应,帮助家长们了解有哪些具体的资源和途径可以利用,会教他们阅读向日葵儿童制作的家长手册,学习靠谱的科普资料,以及如何主动搜索信息。


对于那些虚无缥缈的“报应”“作孽”之类的说法,孟燃会一点一点抽离这些说辞,帮助家长认识到前后没有逻辑和关联,以理性和科学的态度,去理解孩子的疾病,降低心里的负罪感和焦虑。


“一开始接触的时候,家长们都表现得很乐观积极。我们是慢慢去沟通和建立信任,才会发现他们心里真的很苦,他们才愿意去聊自己内心真正难过的东西,以及期望获得的帮助。”


那些心灵上的创伤,是医生和护士无法解决的,正是因为有了孟燃这样的角色,医院里的特殊又寻常的生活才能多增一些阳光。


“刺儿头”患者康复了


还邀请我参加孙女的婚礼


叶立志是江苏太仓市益善社工服务研究中心的发起人和运营者。他和三个同事一起负责在太仓市第一人民医院社工站,为住院患者提供服务。


2017年,他们刚进入第一医院的血液肿瘤科。有一位得了多发性骨髓瘤的患者张叔,是科室头疼的对象。


一开始,张叔算是“刺儿头”,不仅各路投诉、大闹医院,还要招呼媒体来“曝光”。这样与医院的紧张关系使得对张叔的正常治疗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立志和同事们开始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他们对张叔进行了2次家访,3次病房探访,耐心和张叔和家属进行交流。不仅如此,他们还和医务人员沟通,终于解开了两方之间的矛盾,张叔的治疗也得以顺利进行。


这段工作关系随着结案结束了,但人与人之间的情谊并没有结束。2019年,张叔的孙女举办婚礼,立志和同事们也被邀请参加,这让他更为觉得自己的职业是值得的。


患儿爸爸退回2687.2元


他说捐给更需要帮助的人


尹艳菲是昆明市呈贡区云加益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一名医务社工。起初,这个2018年年底才注册成功的社工机构人员只有她和机构发起人杨蕾两位。除了社工本职工作,很多机构运营的常规事务也常常压在她们身上。


她曾一度负责3家医院的5个社工站管理,每个社工站对应的患者都不同,有成人患者,也有儿童患者;有个案干预,也有小组活动。“光是写不同的活动方案,就要费好多脑细胞。”



尹艳菲(右二)在社工站开展活动(图6)


她至今还深深记得一个护士长转介过来的早产儿家庭。


初见患儿家长时,他们和9岁的大女儿对艳菲充满好奇,可能他们也不知道这个年轻的小姑娘到底能够帮助到自己什么。是帮忙筹款的公益人员,还是参加活动的志愿者?如果都不是,那她是不是有其他的目的?


艳菲开始和患儿家里9岁的大女儿一起玩,给孩子带来了玩具,这让患儿家长消除了戒心。关系缓和一点后,为了更好地服务于早产患儿,她拿出了绘本《宝贝,你来了》。


绘本里,在妈妈肚子里的小小宝贝一点点长大,从胚胎到慢慢长出了小手小脚,慢慢变成了大娃娃。


相比之下,看着小女儿因为自己的原因刚刚出生就住进了保温箱,患儿母亲情绪不免低落。她觉得是自己不好,让孩子遭罪,心里特别内疚。


艳菲征得其他已治愈早产儿家长的同意后,把其他早产儿的照片给她看,看着其他早产的小宝宝从800g到1400g,再到现在的2500g。


“别人的孩子也是早产儿,他们都健健康康地长大了,你的孩子也一定会健康平安地长大。”真实的例子鼓舞着患儿母亲,她的养育信心在一点点的恢复。


当然,一个专业的医务社工,除了有人文关怀的能力,也需要具备链接实际资源、帮助案主解决物质问题的能力。这个四口之家在小女儿早产后还面临着经济危机,艳菲为他们联系到了春苗基金会的救助资源,帮助他们顺利度过了这段日子。


让艳菲意想不到的是,出院后家长带着早产宝宝来找到了她,还带着一个信封,里面放着2687.2元钱。


孩子爸爸说因医保直接报销故出院的时候退了这些钱,他感谢医务社工的帮助,也希望这笔钱能够帮助到更多的家庭。



尹艳菲在为患儿进行服务(图7)


这让艳菲既惊讶又感动。后来,在征得家长同意的情况下,她请孩子的爸爸把这笔钱转捐帮助相同类似的患者。


她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奋不顾身的凡人。这样用生命影响生命的温暖,就是自己职业里的值得。


孩子离开了


社工的个案就失败了吗?


袁瑞是厦门弘爱医院社工部的一名医务社工,她和4位同事分管着部门不同的工作。同时,她也是向日葵儿童的一名资深志愿者。


每当有朋友问:“瑞瑞,我觉得你的工作很有意义,要不我也去做社工吧,你们需要什么条件吗?”这个时候,她调侃道:那你一定要很有钱,毕竟相对于其他工作,我们是一个低收入的行业。



袁瑞在病房里为患儿读绘本(图8)


袁瑞运用医务社工的专业技巧和方法干预过很多住院的儿童,她印象很深刻的是一个5个月左右患有复杂性先心病的孩子。


在产检的时候,医生就告知孩子的妈妈,这个孩子可能有点问题,要有充足的思想准备去迎接孩子的到来。


虽然这位妈妈已经有一儿一女,依然觉得这个孩子的到来是难得的缘分,而且坚定的认为这个孩子应该拥有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权利,于是毫不犹豫地把他生下来。


然而,不是所有的坚持都有圆满的回报,这个孩子和父母的缘分只有短短的五个月。在最后的时光,袁瑞从重症监护室出来,见到孩子的母亲蹲在角落里哭泣。她蹲下去陪着这位悲伤的母亲,一起回忆从怀胎十月到现在的点点滴滴。


孩子离开了,社工的个案就失败了吗?袁瑞不这么认为。失去孩子的父母无疑是极为痛苦的,要帮助父母减少离别的遗憾,带着对孩子的思念努力的生活,也是医务社工专业的一部分。


工作中面临生离死别已是不易,被误解被质疑更是家常便饭。


袁瑞也经常遇到不理解社工的患者或家属,他们以为是推销,会语气生硬地拒绝:“你们这些人是干什么的?”“我不需要,你走开。”一开始心里是真的不太舒服,但后来也渐渐释怀。


尤其是见到孩子们经过自己干预后真的有了变化,那种成就感和喜悦足以冲淡被拒绝的尴尬和难堪。



袁瑞正在带着孩子们做活动(图9)


也许正是因为这样,袁瑞从没想过从事医务社工以外的工作,选择了以后也没想换过工作。这是一个社工人的情怀,也是对社工未来发展的期待。


“生命是脆弱的,正是因为这份脆弱,所以我们才会愿意彼此信任互相依靠。而当我们互相张开怀抱时,生命才会愈加的顽强和完整。”


医务社工的工作中,需要面对很多心理和社会问题:患者对于治疗的担忧和恐惧、家属背负的沉重压力、社会对于疾病的偏见和误解……而这些问题往往是医生和护士很难解决的。


希望这6个故事能让更多人了解医务社工,理解医务社工,正是他们让患者黯淡无光的生活多了一分色彩,让生命在无法挽救时少了一分遗憾。


用生命影响生命,他们一直在为此努力!


项目统筹&撰稿 | 博雅

责编 | 依伊

校对 | 佳妮

向日葵儿童医务社工李孟燃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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