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儿快要死了，奶奶劝我放弃抢救

​

        在国内，我遇不到这些情况 

        五年前，我第一次遇到新生儿就在我眼前死去的场景。我本以为他不会死，但他还是死了。

        在国内，作为一名妇产科医生我遇不到这些情况，国内有专业的医生团队，有好的设备，要是孩子出了什么问题有新生儿科的医生来专门处理，办法也很多，可在阿富汗，虽然孕产妇的死亡率经过我们的努力之后，她其实是可以有更大幅度的改善的，新生儿的死亡率仍然非常之高。

        因为新生儿是非常脆弱的。有些早产的孩子、出来就严重窒息的孩子，有严重合并症的孩子，就算给他做了初步的复苏没有问题，但是这孩子是需要更高级的这种生命支持的，当地根本做不到。对于这些孩子就一点办法都没有，或者就由他们的家人把孩子抱回去，那这孩子也就从此生死未卜了，我作为一个医生，心里真是挺难受的。

        整本产科书上写的都实践完了

        我在阿富汗的身份是无国界医生，准确来说是无国界医生组织在阿富汗霍斯特地区的医疗援助项目的医生救援人员。整个项目医疗方面的大概有二十来人，包括我和另一个来自巴西的妇产科大夫，两位麻醉师，五位左右的助产士，还有大概一手术室的护士。

        来阿富汗是我自己选择的，在这之前我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妇产科医生，2012年，我通过了无国界医生组织的选拔和培训，就等于我已经进入她们的一个人才库里了，有了新的援助任务，她们会给符合条件的医生发邮件，要是医生也同意去就确认前往。2013年，我收到邮件，说阿富汗的霍斯特地区缺妇产科医生，这个和我专业挺对口的，时间上也合适，这时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成为无国界医生。

        我接受了这个任务，4月份前往阿富汗，霍斯特地区交通不便，要搭救援组织的小飞机才能到达，这个任务的安全等级是最高，就是最危险的意思。

        霍斯特是反对派武装控制的区域，反政府的武装和政府武装之间经常有武装冲突，一听到爆炸或者枪击，和我们一起工作的当地人就特别紧张，因为他们的家人和朋友说不定就遇难了。我们因为做的事是帮助当地妇女儿童，又是免费的，还相对比较安全。但我们的房子也经过了特意的加固，因为原来用的那种板材太薄了，根本经不起子弹打击。

        工作量也非常恐怖，因为当地新生儿、包括五岁以下儿童的死亡率也都很高，所以他们需要尽可能地多生，才可能保证自己最后有孩子活下来。甚至为了多生，就算孩子在宫内缺氧，胎心都变慢的时候，她们都不愿意做剖腹产，她宁可这个孩子死了，也要去怀下一个。她做了这个剖腹产以后，没有办法很快地怀下一个。

        整个医院的妇产科大夫就我们两位医生，但分娩量是一个月1200到1300，之前人民医院一个月大概是300，并且这里病情复杂，急重症的情况非常的多。

        我到那以后，和前一个妇产科大夫有几天交接的时间，但是当她走了之后，我的搭档还没来，就我一个人在项目上，那会就特别焦虑，因为没有任何其他人可以寻求帮助，只有依靠你自己，这几天是对我体力和精神特别大的考验，干活的时候想的都是，撑着，撑着就完了。

        好不容易她终于来了，压力还是很大。我们两个人轮流值班，每个人隔一天就要有一个24小时first on call，就是说有需要的时候第一时间找我，到第二天也不能歇着，得帮搭档去产房去病房去处理那些该处理的病人，而且还得准备着做手术，因为那里病人那么多，经常她在做着手术，新的急诊又来了，也会需要叫到我。只有没有急诊、没有意外状况的夜里，才能睡一个整觉。

        所有教科书上最严重的合并症和并发症在那都可以经常见到，而且非常非常典型。我那个巴西的搭档来了之后，她值第一个夜班，一晚上没睡，第二天早上看见我和我说：“你知道吗？我把整本产科书上写的都实践完了。”

        在那里我一直都是比较紧绷的状态，情绪也比较淡漠，也不太愿意和人社交，她们也组织一些活动，但我待一会就觉得累。有一些联欢活动，大家都在玩，我就中途跑回去睡觉了。在那里明明是我史上体重最低的时候，但照出来的照片都非常胖，因为身体和脸都肿了。

        回国之后我通过体检才发现，我得了甲减（甲状腺功能减退症），这病的症状就是疲劳、淡漠。我在阿富汗这些表现都与甲减有关，可我当时就觉得自己是累的，根本没往这方面想。

        再也不用听见这个手机的声音了

        我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人，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也尽量保持冷静。但是在阿富汗做手术，当她们给我递的器械、或者是配血又没有到，当这些东西都事关你这个病人他能不能活下去的时，我没办法冷静，我真的很着急，会对着我的护士或者是手术台下的人嚷嚷。

        在国内我也有接触重症的病人，但是因为整个医疗团队非常的强，你知道你这个事交代下去了肯定能办到，比如说要去配血，就一定能拿到血。

        可在阿富汗血库很小，要是产妇大出血，我们就得马上就到村子里头去，用他们call for pray的大喇叭播，有孕妇需要血，让他们来献血。村子里的人都觉得这说不定是我的姐妹或者什么，大家就会赶紧都去排队献血，警察也会过来排队献血。但是你拿到的血也没法做高级处理，将红细胞啊血浆啊血小板分开，检测过没问题就把全血稍微处理一下，就赶紧得输了。

        当你自己感觉到这种东西超出了你的控制的时候，就很难去保持从容的态度。

        那里大多数女性都没有条件来接受产检，她们可能就知道自己怀孕了，连自己怀孕多长时间都不知道，然后等到觉得要生了，直接就在家生。等到她可能已经有各种合并症，比如说血压高或者是血糖不好，或是她在生产过程当中已经发生难产，她才会送到医院来，这时情况就很危急了。

        为了保持联系，项目给医生都发了一台诺基亚老款手机，这手机最关键的好处就是待机时间超长、铃声又超大。每天晚上它一响，我就被它惊醒。打电话的一般都是在医院值夜班的当地员工，她一找你肯定是着急的事，她们的英文本来就不太好，一着急就说得更烂了，恨不得当地的方言都出来，更加难懂。我赶紧就蹦起来，反正就穿上衣服赶紧去吧。最后结束任务，把那个手机交回去的时候，我想的都是，再也不用听见这个手机的声音了。

        在厨房里做饭是我最放松的时候，我做面条，时间多了就烙个饼，那里没什么食材，除了西葫芦就是洋葱土豆，我就只能做西葫芦馅的馅饼。

        孕产妇的死亡率经过我们的努力之后，可以有大幅度的改善，我在那运气还挺好，没有孕产妇的死亡病例。有那么一两次，我都觉得这个病人快不行了，完蛋了救不过来了，但那儿的女性还真的求生欲挺强的，就她大出血真的出到我觉得没戏了，就要死了，但第二天再到病房，发现活过来了，真是奇迹。

        在国内做医生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是已经在北大人民医院工作两年、考取主治医师资格后，下定决心要去参加无国界医生项目。其实我很早就知道无国界医生，因为高中时看的TVB电视里面有讲，当时觉得这种事情还挺有意思的，也是自己想要做的。但这东西太遥远了，你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特别真实的存在。

        后来是我进到妇产科以后，我的上级大夫屠铮大夫，她是中国内地第一个无国界医生志愿者。因为我身边有人去了，就会觉得它是真实存在的，是可以企及的，这也成了我的念想。

        成为主治医师之后，每天的工作就一直是在做类似的事情，没有再像学医的那时候觉得每天都在成长，好像有一个瓶颈。我就觉得很没有意思，生活过得没有那么有目标。我不能接受自己目标不是非常明确的状态，所以那个时候就想，应该要去做无国界医生了。

        也有可能是因为我觉得一切都来得很容易。我学医是一个非常偶然的选择，我本来想要报复旦学金融，但是分数上不了，就觉得来北大医学院临床八年制专业也不错，也很适合我。在我实习之前，我许诺打死都不去妇产科，觉得它特别累又特别脏。实习转科转到妇产科，带实习的老师讲得特别好，妇产科又有实践的东西，同时对临床思维还有一定的要求，觉得挺喜欢的，就背叛了之前自己的诺言。

        我想，我在北京大学医学院读的八年制，这怎么着在国内也是数一数二的好学校，即便我走了，我再回来，也不愁找工作。所谓体制内的东西我不是非常看中，我会觉得只要有本事，就能干个工作，这就可以了。

        2012年，我给屠大夫写了一封信，开始了申请，她已经离开了人民医院，把无国界医生作为长期的事业。她给予了我非常正面的支持和鼓励。后面我也顺利通过了选拔。

        要是没有参加无国界医生项目，我现在可能就这样日复一日下去，应该会遇到一些事情让你怀疑自己所尊重的价值，但是也有的时候会感受到患者的善意或者做成一些事情之后的满足感，这两种力量会一直纠结在一块儿。十年、二十年后的生活都看得见，做得再好，无非就像科室主任那样，我明确地知道那个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我非常尊重、非常佩服我国内的同事们，在这样一个医疗环境下他们还能每天兢兢业业地工作，拿着非常少的钱，干着非常大的工作量，忍受来自各方的压力。我没有办法在这种环境下做得像他们一样好，所以我才会跑出去当无国界医生，让我自己更有满足感。

        一个心里非常柔软的人是扛不过去的

        我养过一只猫叫糖蒜，它是一只完美的猫。但是它非常可怜，它做了一个手术，本来已经拆线了，两周以后突然心衰肺水肿去世了。它当时出现呼吸急促、打蔫的情况，我们都以为它是在绝育之后可能比较懒，就没有在意。我和我先生后来查了文献，发现虽然人术后的心衰肺水肿发作是很快的，可猫是可以迟发的，是我们当时忽略了这些问题。

        糖蒜是我们的第一只猫，可它一岁就去世了。后来我们又养了两只猫，就都以糖蒜命名。一只叫糖小蒜，另一只叫糖蒜瓣。

        但我觉得作为医生，心肠该硬的时候是要硬一点。如果心里始终是一个非常柔软的人，是扛不过去的。我不能放任自己去想这些事情，不能去想这些病人很可怜，这些孩子很可怜。当然他们很可怜，但你一去想，会影响你的判断，也会影响你的心情，长期这样，就不利于你去做这种工作。

        有的时候可以柔软一点，比如说给这些病人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便利。病患之间纯粹的那种信任也总是让我很感动。

        我在阿富汗遇到过一个怀了双胞胎的产妇，当她第一个孩子生下来之后，第二个孩子的位置就变成横位的生不下来了，助产士急着把我叫到分娩室，让我给她快速地做了一个内道转，把这个横位的孩子给他变成纵产式，这样才能把他引出来，出来之后又对这孩子进行了新生儿的复苏，才挽救了这第二个新生儿的生命。

        孩子的奶奶特别感激我们，第二天我查房的时候，她就去集市上买了一块布料，特别给我们送过来。对于我来说，当别人认可了你的工作，就觉得还挺开心的。另外一个对于她们来说，买一块布料其实是要花费挺多钱的，我还挺感动的。别人对你的这种认可和对你的这种感激，我觉得每个医生都会记住。

        在阿富汗的时候，我就开始有学习公共卫生专业的想法。我发现医生的力量是有限的，救一个病人实打实的是一个，但这个地区如果能够有好的医疗卫生体系，有一些公共卫生相关的政策，让这个病人至少接受几次产检，那他之后发生危险的机率就会下降，这能够影响一大批人，任务结束之后我就申请了霍普金斯大学的公共卫生硕士。

        阿富汗那种环境，比起国内更容易实现自己的初衷。当地的人基本都无条件地信任医生，就像中国五六十年代的时候，相对干扰也比较少，就可以更专心于医疗。我作为医生，一直的初衷我就是能够帮助到我的病人。

        只不过在国内的话，这个初衷不一定能实现，或者因为种种因素会被曲解。

        当学生的时候，学的都是纯医疗的纯理论的东西，但是你当了医生以后，会有很多这种人性复杂的东西在里头。有些事情你觉得是非常简单的医疗准则，却因为和人的交往不得不做出退让，这种事情太多了，太多了。

采访、撰文 / 张炜铖

编辑 / 何瑫

图片来源 / 蒋励 MSF

微信编辑 / 尹维安